近日，“陆勇代购仿制抗癌药案”成为焦点，法与理的冲突再次上演。在现有药品监管法律框架下，警方抓捕陆勇于法有据。可是，既然涉嫌犯罪，为什么还会有数百名病友为陆勇“喊冤”？ 在现行体制下，医保是否该有动作，别逼患者违法买药？

抗癌药代购第一人被北京警方逮捕

47岁的陆勇是江苏无锡一企业老板。2002年，他发现自己患了慢粒白血病，随后每月服用售价23500元一盒的抗癌药。2004年，陆勇了解到印度仿制药的药效几乎相同，每盒仅售4千元。因为价格便宜，陆勇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很多人让其帮忙购买此药，去年“团购价”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

因为这种仿制药并未获得药监部门审批，属于“假药”范畴，陆勇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今年1月10日，陆勇在北京被警方逮捕。为此，陆勇的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

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而法院也在当天就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两天后，也就是1月29日，陆勇获准取保候审，免于强制羁押。

法与理的冲突

对陆勇涉嫌犯罪的主要指控是销售假药，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是否是假药应按照现行的药品管理法规来认定，而现行的药品管理法规规定，走私未经国内审批、许可的药即认定为假药。很不幸，陆勇代购的印度仿制抗癌药，虽然在印度属于合法生产、销售的正规药品，却未经我国药品监管部门批准销售，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假药”。

同时，根据当前刑法修正案的规定，只要具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因此，尽管陆勇为病友代购的印度仿制抗癌药，确实药效良好，而且他本人没有直接牟利行为，其行为亦可被认定为销售假药。

可以说，在现有药品监管法律框架下，警方抓捕陆勇于法有据。可是，既然涉嫌犯罪，为什么还会有数百名病友为陆勇“喊冤”？

作为身患白血病的重症患者，陆勇在顽强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疗效相近而价格便宜很多的“救命药”，和广大病友分享信息，还主动帮那些不会“海淘”印度仿制抗癌药的病友代购。如果陆勇因此而获罪，不仅身受“救命之恩”的病友们感到心塞，也让公众难以接受。

法治社会，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法治的基本秩序，个人好恶确实不能影响法律的正常运行。可是，在严守法律秩序的前提下，我们也不能忘记“法律不外乎人情”的原则，这“人情”当然不是极少数人的私心、私情，而是公众利益格局上衍生的公众普遍感受，是人们内心对公平、公正的共同愿望。

药品监管的法律体系，其根本宗旨，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完善的用药环境，让公众能够用上更安全、更高效、更廉价的药品。但现实是，一方面公众承受不起昂贵的进口原药，一方面有关部门又不能引进廉价的仿制药。在陆勇案例中，与其苛责这些人为何代购“假药”，不如更多反思，如何解决众多重症患者被高昂药费压得透不过气的现实困境。

得益于政策，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处于较高的水平。有数字统计，目前全球有20%的仿制药产自印度，而印度产的仿制药又有大约一半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令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药品供应国，被誉为“第三世界药房”。由于印度药品低廉，中国国内代购亦兴起。但印度仿制药在中国如果没有被审批，就会被认定为“假药”。所以，在国家食药监总局历次公布的假药信息中，相当一部分是印度仿制药代购网站。

为了构建更加完善的用药环境，药监以及相关司法、执法部门要通力协作，将患者和公众权益最大化当做衡量工作得失的最高标准，要尽快激活“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为廉价仿制药从国外引进乃至在国内生产打开“绿色通道”。

医保是否该有动作，别逼患者违法买药？

在这起案件中，除了中、印差价为何如此之大，公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陆勇不求助于医保报销？而陆勇在记者采访时也说，如果这个案件能够让医保现状改变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当前，许多治疗重大疾病的“天价药”均未进入医保，而这些药恰恰都是国内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比较多的品种。陆勇表示：“如果当年国内有这样的报销情况，我可能也不会去吃印度药，冒险去买印度药是实在没有办法的。”

对此，国家应该有一些动作，尤其是在一些药品的医保报销当中，不要逼患者去国外卖药，冒风险求生存。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