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医改，“试点”是一个使用频率特别高的词汇。试点固然稳妥，但也可能贻误宝贵的改革时机。况且中国医改已经试点了三十多年，现在还是“试点
”进行时，可能有变相消极怠工的嫌疑。

搞“试点”有利于了解实际情况、深化思想认识，避免决策的盲目性；有利于发现潜在问题、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还有利于掌握信息、科学预测，增强决策的可行性。 但从目前的医改来看，人们不免产生这样的担忧：“试点”是不是被庸俗化了？如果是真心进行医改“试点”，必须厘清如下几个问题：

一、医改已经进行三十年，是否有必要继续试点。“试点”主要是在.正式进行某项工作之前，先做试验，以取得经验。由此来看，试点的前提是正式进行某项工作之前。中国的医改在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就已经启动。三十年来，不仅中央政府措施频出，各级地方政府也为此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探索，而卫生战线的广大医务人员更是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那些阻碍前进的“拦路虎”和诸多瓶颈性问题，都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那里，可大家偏偏就赌气般地对这些已经取得的经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重新“试”它一番。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道路走到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和在多大程度上对三十年改革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反思？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而是继续热衷于搞一些花拳绣脚的东西，只会使得本来不那么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并贻误宝贵的改革时机。

二、医改“试点”多龙治水，会不会试出新的分歧？试点一般都是由负责某项工作的主管部门来主持。但公立医院改革，由于涉及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之间不仅有见解之争而且有利益之争。另外，同样一种现象，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试点”是不是会试出新的分歧和引发新一轮喋喋不休的争论？由此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话，老人家在南巡讲话中曾经充满激情地说出了“看准了就大胆的干，大胆的试”这样振聋发聩的话。如果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改革不是老人家在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大胆的干”，而是留出几年的时间进行“试点”，那么类似“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之举，就很可能被窒息在襁褓之中。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情况，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有可能重写了。

三、如何客观和准确评价“试点”结果？应该由什么机构的哪些人士，设置哪些科学的程序总结“试点”的成败得失，并由此得出相对客观和准确的结论。例如宿迁医改，在周其仁、朱恒鹏看来是此番景象，在李玲看来又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景象，双方的就此得出的结论更是南辕北辙。中国这么大，医改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公立医院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无论对“试点”城市的选择考虑得多么周全，无论“试点”方法设置得如何周密，也难免挂一漏万。南橘北枳，即使在“试点”工作中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一旦对其经验进行大面积推广，其效果也有可能会大打折扣。事情还不止如此，如果依据僵化的思维方式对试点的某些结果进行或神圣化或者污名化评价，会不会形成新的条条框框，给各地的改革实践形成新的障碍？

四、信息化时代，有必要反复进行改革“试点”吗？“试点”这一工作方法在历史上曾对于我们党和政府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但从目前包括医改在内的诸多事情来看，人们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担忧：但它是不是被庸俗化了？ 但“试点”这种方法是产生于信息沟通渠道不畅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更加畅达，而对相关现象的分析和相关数据的处理是不是也可用更加科学的方式进行？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呜呼！多少宝贵的时间会被“试点”试丢了！多少消极怠工和推卸责任的行为被戴上了“试点”的“桂冠”！是到了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