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活的得有质量。却不知，死时所求亦同。近日，一份《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的发布，引起了人们对于死亡质量的关注。而我国接近垫底的排名更是给人当头一棒，我们不禁要问：何时才能死的舒心？

《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刚刚出炉，由新加坡连氏基金会和经济学人集团旗下信息分析机构“经济学人信息部”（EIU）联合发布，通过计算善终和医疗保健环境、人力资源、人们对缓和医疗的负担情况、相关服务质量以及社会参与度五大要素，对全球各国家、地区的“最后一件大事”进行了综合排名。这也是2010年后双方第二次发布这一话题的报告。

在72页的报告中，EIU公布了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的死亡质量指数调查，并搞了一个地球人都喜欢的形式——排行榜，对这80个国家的临终关怀质量做了一个排名。

据了解，欧美发达国家总体得分较高，英国排名第一。中国大陆排在第71位，接近垫底，比亚非拉第三世界的难兄难弟——斯里兰卡、赞比亚、埃塞尔比亚这些国家还要靠后。而印度名列第67，虽然排名也比较低，但是相比2010年版调查报告中的倒数第一，已经在进步。在大中华圈中，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排名都非常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六。作为全球最先实行临终关怀体系的地区之一，台湾地区于2000年立法施行了临终关怀条例。

这份报告专门辟出一节来论述中国在临终关怀服务上的现状和不足。报告认为，中国缓和医疗的推广与应用一直十分缓慢，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传统治疗活动中。尽管在2008年中国卫生部下发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通知中，已经有了“临终关怀科”，但无论是社会公众意识还是临终关怀治疗的可及性都十分有限。全中国目前有超过400家肿瘤医院，但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慈善医院或社区医疗中心却屈指可数。80个国家中倒数第9的排名反映了中国在临终治疗领域的尴尬成就。

因为没有国家层面的战略和指南；有限的临终关怀医院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少数城市；对采用药物缓解疼痛态度异常保守；糟糕的医患沟通……这些都是中国“死亡质量指数”排名较低的原因。还有不得不提的一点则是费用问题，与医疗治疗费用相比，中国的临终关怀治疗通常得不到报销，病人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忍受生理和经济的双重痛苦。

不过，报告也提到了中国的一些积极改变，特别是在政府的政策态度方面。但报告警告，中国和印度总体上表现都不佳，鉴于这两个国家庞大的人口数量，这样的情况无疑让人忧虑。

犹记得，2012年青年教师秦岭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写了一封让人心塞的长信，信中记录了他对患肺癌晚期的父亲被强制出院无处可去的悲伤与绝望：“我永远记得被医院强制出院时的绝望，永远记得辗转折回门诊大厅时的困惑。”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医院普遍受到的费用和病床工作日标准的制度限制。

俞正声对这封信给予了回复。在俞正声的批复下，上海市卫生局开始重视临终病人的需求，派出医疗团队到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学习缓和医疗。目前上海的社区医院都开设了缓和医疗病房，也是国内少有的将临终关怀服务纳入医保的城市。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实施缓和医疗已刻不容缓。2013年，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建议制订《自然死亡法案》，让已经病到无法治疗的患者平静而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然而，直到现在，国内仍然没有出台相关法律。如果医生在患者需要救治时不实施心肺复苏，很可能会因为“不作为”而构成犯罪。因此，全面推行缓和医疗，需要法律保驾护航。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个人从出生的一刻起，就在向着死亡走去，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然而，面对死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和选择。死亡既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当一个人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能否获得良好的临终关怀，最后有尊严地离开人世，不仅关乎个人的生命质量，也关乎医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含笑九泉，真的不易！希望能生得其所，死的舒心！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