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技术飞速发展，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且造福了人类。但是，随着克隆技术、基因研究、器官移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人伦道德底线，让人伤透脑筋。医疗技术的进步与人伦道德底线的龃龉值得我们思考并寻求解决之道。什么是人伦？人伦思想是如何产生的？新的医疗技术与人伦的冲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何为人伦？

人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孟子•滕文公上》曰：“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舜）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巴陵本末》曰：“人伦睦，则天道顺。”

由此可见，确立人伦关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它赋予人更多的社会学意义，使人类有别于动物，而成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群体。人类也正是有了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才有了更健康和谐的发展。

人伦观念的起源

远古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创期，这个时期传说中的圣人不仅是文明的开拓者，也是医学开拓者，还是医道的开创者。

伏羲，《史记》中称伏牺，是中国神话中的人文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传说他与其妹女娲成婚，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共同成为人类的始祖。“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的最基本的轮廓。他还认为，考古学和人类学发现，伏羲和女娲的文献记载及画像都为人首龙身（或蛇身），且两尾相交，正是夫妻的象征。可见，伏羲和女娲始创婚姻，养育后代，是远古中国人伦关系的确立者。

相传，伏羲还教民缝制衣服，遮羞御寒；教民结网捕鱼、制作八卦，反映了远古中国开始原始渔猎兽牧生活的社会历史。传说伏羲制九针，为中华医药及医道创始者之一。

明代著名医家徐春甫的《古今医统》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帝始制婚娶、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作二十七弦之琴，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所以，六气六腑，五行五脏，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而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为医道之圣祖”。此说指人伦关系的建立始自伏羲。因为人伦关系的确立与人类婚姻制度的确定紧密相连，而人类婚姻制度最开始是由伏羲确定的。

伏羲所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已有严格的姓氏区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女、生”。这已指明确定血缘关系的“姓”，最初是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母系来确定的。“姓”是一个部落的符号，部落因“姓”而区分。“氏”则是一个氏族的符号，是由“姓”而派生出来的。《左传》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实际上，远古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过细致的观测已经发现，同部落、氏族男女婚配生育的后代患遗传性疾病的几率很高，这不利于人类的繁衍，也不利于部落、氏族的壮大和发展。因此，远古时代的氏族社会就有同姓不婚的限制。“同姓不婚”的规定意味着只有不同姓的部落之间方能通婚。随着姓氏区别的日渐严格，氏族、部落的繁衍更加兴旺起来。

因确立婚姻制度后形成的人伦关系，不仅对人类遗传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人类文明及人类伦理观念的进步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伏羲确立了人伦关系，使人发展出自己的本质特性，增强了人类的自我保护和发展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因为如此，伏羲被喻为“中华医道之圣祖”。

克隆技术与辅助生殖技术与人伦的冲突

克隆技术作为一种尖端的高科技，对农畜牧业的发展、保护濒危物种、拯救人类生命等方面都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但克隆人是一种新的生育方式的产物，对传统的人伦关系是一大冲击，是对家庭稳定性、生育模式、妇女儿童健康权益、人类尊严的一种挑战。此外，人类克隆技术将侵犯人权，违背人道主义原则，侵犯克隆人作为“人类”的自主性、平等性。供体为了自身利益，投巨资克隆出一个自己，当他身体出现问题时，就需要那个克隆体来帮助解决。而克隆人为供体捐献器官，也有正常人的思维与理想，仅仅因为自己是克隆人，失去了所有的理想。

克隆人也是人，不能因为繁殖方式不同而否定他的人的本质。克隆技术的医学伦理学课题，根本上还是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人伦和人的价值的问题。

人工授精、体外授精、代孕母亲等辅助生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非自然的生殖方式，在临床应用上解决了许多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子女的问题，给家庭带来了欢乐和幸福。但它又使人类的自然生殖过程人为地被阻断，又切断了生育与婚姻、家庭的亲缘关系，使长期的社会人伦关系受到冲击，由此带来传统、权利、义务、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属关系等一系列伦理矛盾。

不重视人伦 人类可能面临灾难

生命科学向纵深迈进，既可以创造生命奇迹，也可能制造人类灾难。《管子•八观》就曰：“背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因此，医学技术的发展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准则，不仅要审视个人的利益，还要关注家庭、群体、社会的意义，既要考虑现实的利益，还要为将来的利益着想，在考虑技术上变为“可能”时，还应考虑伦理上是否“应该”的问题。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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