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产妇跳楼”案已经成为一个全民话题。对于此案的各种披露及争论绵延不休。远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执业的华人妇产科医生施文良这几天也一直关注着事件的进展。施文良从美国医疗的角度出发谈及了对此事的看法。小编读罢感触颇深。

据施文良表示，这个事情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像施文良所在的医院，95%的产妇都是打麻药的，而且护士对病人都是一对一全程监护的，病人被各种仪器设备“绑”在那儿，走不了的。即使产妇走出去了，也有无线的胎心监护仪一直戴着。而且，在美国的医院环境里，窗户都是密封的，所有空间都采用中央空调，所以病人几乎不可能有机会跳楼。但是施文良同时表示，假如在美国医院里出现了病人自杀的情况，医院肯定有责任。

施文良不认为产妇跳楼是因为她本人有什么精神问题，但他认为，疼痛完全可以让一个人精神失控。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一个令小编印象颇为深刻。他说有一名妇产科女医生——在中国、美国都做过妇产科医生，她自己生了三个孩子。这名医生描述自己的产痛时说：“我在产房等麻醉师时，如果真有一把枪，我就把我自己干掉！”

此前，知名产科专家、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前院长、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段涛也曾表示，部分孕妇在生育过程中承受着最高级别的疼痛（最高级别的疼痛啊，试想一下如果是你你能忍受吗？！），而无痛分娩虽已在国内应用达一二十年之久，但仍难以推广，剖腹产比例也居高不下。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欧美国家，无痛分娩比例高达80%以上，而在中国目前还不到10%。

假如打了麻药，产妇就可以平静地和医生讨论是否接受剖腹产，最终也不会发生如此悲剧。施文良认为：“不打麻药，产妇痛到意识不清楚了，这是机体的自然反射。”据施文良介绍，在美国产房的团队配备中，比较大的医院24小时都配有麻醉医生，随时准备打麻药，重症监护的儿科医生随时待命。

施文良认为，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要看好处和坏处之比。“麻药的并发症发生率是很低的。但是在中国，麻药的副作用从文化上被放大了。从技术上来讲，麻药用于产妇是非常安全的。”此外，国内麻醉师地位没有美国那么高，数量也不足。

此外，国内医院不允许家属陪护产妇也多少显得缺少人文关怀。施文良说：“在美国，产房里几个人陪都没关系，家人一直在那里陪着，包括家里的小孩也在产房里等待弟弟或妹妹的出生。”但是在施文良所在的医院规定，在生的过程中，自然分娩可以有两个家属在场，剖腹产可以有一个家属在手术室里看手术，小孩生出来的时候可以拍照片。但手术过程不能录相，主要涉及个人隐私，同时也怕干扰手术或抢救。

而且据施文良介绍：“美国没有待产这一说的，一进来就进产房了，从入院到生，都在一个房间里，因为要全程胎心监测，随时评估胎儿的情况，判断有没有剖腹产的必要。如果不进行胎心监测，胎儿出了问题，医院要负责任的。”据他说，美国医院打官司最多的就是神经外科，第二就是产科了。

此外，在陕西榆林“产妇跳楼”案中，“是否尊重孕妇的决定”也引发巨大争论。

据施文良介绍，在美国，任何手术都是病人自己决定的，不需要丈夫签字的，除非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没有法律能力的人。因为家属、丈夫都不一定代表病人的利益，最能代表病人利益的是病人自己。他说：“而且在美国也不存在选剖腹产还是自然生这一说，一进产房，签的文件就包括自然分娩或剖腹产，以及分娩过程中所有的可能性都包括在里面了。假如不签字，医院不收你，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医院都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自己生。”

美国西北大学芬堡医学院教授胡灵群认为，中国目前最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不应该有双签字制度。这件事整个经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委托人代签，第二个是双签字制度。在这一案例中，产妇所签署的《委托书》应该是从她跳楼、神志不清之后才能够生效。

与此同时，胡灵群表示，在美国如果医生认为一个医疗决定不符合患者的利益，并且直接关系到患者生死时，当天的值班院长或行政人员会直接向法院备案。只要有两位医护人员出面，法院通常就会采纳医生的专业意见，批准按照医生的决定强制执行。在这一过程中，医护人员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究竟该如何做，最终是由他们来判断的。

也就是说，对患者来说涉及到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有自主权的时候要实行自主权；第二，不能行使自主权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下（比如神智不清醒时）可以依据《委托书》中代理人的意见；第三，如果代理人意见违背患者的根本利益、不符合法律程序，医院可以否决。

产妇到底是因为什么跳楼的？因为难以忍受疼痛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这应该由警方和卫生部门做出调查。但从美国医疗专家对此事的看法中，我们是否应该反省整个医疗过程中的不足与人文缺位，这或许是最重要的。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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