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数终末期癌症患者而言，医院治疗并不能延缓他们的生命，所以很多医生会直接建议这些患者出院以免经济和身体承受过多负担。然而在患者眼中，医生的建议无疑变成了宣判他们“死刑”的通知。在澳洲有一位医生，专门接受这些被判“死刑”的患者，这使得他备受患者爱戴却遭到同行的封杀……

这位神秘的医生就是享誉世界的神经外科医生张正贤（Charlie Teo），因其卓越的技术和高尚的医德而在2012年澳大利亚“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评选中高居榜首。然而，张正贤医生也是一个饱受争议，深陷舆论的“传奇人物”。

他给无数其他医生认为“无法手术”的病人做手术，并成功救治了那些曾被判“死刑”的患者。有个病人曾这样对他说：“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见你，但我希望每个身患脑癌的绝症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

新加坡女孩珍妮弗在两岁时被确诊恶性脑瘤，幼小的她不能接受化疗放疗，全球7家知名脑瘤中心也都认为无法实行手术，珍妮弗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内死亡。但她的妈妈不愿放弃，最终找到张正贤寻求救治的机会。

张正贤最终决定试一试，因为在他看到小珍妮弗的片子时，发现了小小的异常部位，他对孩子妈妈说：“同行医生诊断完全正确的概率在99%，就算我做手术的话，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我可以试一试。”

同样，抱着最后希望找到张正贤的还有特洛伊，他本来会像其他医生建议的那样回家等死。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张正贤并接受了手术。术后，他的脑瘤完全切除。如今，他能走动、能说话、能看见，他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显然，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也要试一试的张正贤在其他人眼中是大胆的，他甚至敢于挑战外科手术的“禁忌”——脑干肿瘤手术，这也成为他招致了最多批评的地方。因为，脑干是人脑中最重要，也最脆弱的部分，它在很小的范围内集中有许多神经核团、传导束和网状结构等，脑干肿瘤多为浸润性生长的胶质细胞瘤，因而手术困难很大。而张正贤却用一个个成功的例子向世人宣告他对这一“禁忌”的挑战。因此，世界各地被判“死刑”的脑癌病人，纷纷慕名来到张正贤所在的威尔斯亲王医院（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寻求救治。

这名华裔医生，用大胆的行动，将一个个宣布不治的绝症病人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但也因此犯了“行业大忌”：从医学指标和依据讲，他救治的这些病人是“不治的”，已被其他医生宣告“不可手术”，这种“拆其他医生台”、“坏行规”的做法，惹恼了同行、权威和上层管理机构。

同行认为他的手术是激进的，有违常规的，甚至缺乏医学指标和依据，许多医生因此拒绝将自己的病人引荐给他。譬如，悉尼儿童医院7年来从没有让一个病人到张正贤那里接受治疗，曾经一个“不宜手术”孩子的母亲找到张正贤帮孩子做手术，医院得知后为了阻止甚至为幼儿申请了法庭监护。然而，张正贤在法庭的禁令下达前进行了手术，这名幼儿如今活得好好的。

难道同行之间的争斗和医生们的自尊心比病人的生存希望还重要？在张正贤看来：“我们大多数医生是职业的、善良的，但麻烦的是，声音最响和最有权力的，往往是那些不把病人利益放在脑中的人。”

曾经某医生协会的会长直接与他通电话，警告他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或不可手术的病人；不要再为这些病人实施手术，因为其他医生的诊断是符合当前诊断依据的，你不能不断地推翻这些诊断。这名会长劝说张正贤：“你得到同行接受，他们会推荐更多病人给你，最终，你救治的病人会比现在多。你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但最终，张正贤选择退出该协会，继续做他认为对的事。

尽管很多人都在提倡“减少过度医疗，让患者有尊严的离去”，但谁也不知道面对死亡、等待死亡时，自己会有怎样的心情和选择；有一些病人在离世前甚至会被隐瞒实情，稀里糊涂地接受治疗，甚至稀里糊涂地死去。这衍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处在生命的关键节点，到底该由谁来做主？

对于这个问题，张正贤认为医生并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怎么做需要尊重病人的生命选择权。在生命面前，谈经验，谈指标，谈概率，都是苍白无力的，“当你看到患者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而不是粗暴地将其扼杀，将你所理解的‘生存质量’强加于病人。”

如果仅仅是机械、僵硬地参考医学标准和规定，有些病人，永远不可能接受手术。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职业环境和背景下，张正贤为何还义无反顾地根据病人的意愿，为他们提供治疗意见和手术？

那是因为：“生命是宝贵的，活着是令人向往的。”即使是站在最前沿的医者，所知也是有限的。但对生命，必须充满敬畏，正视每个人对生命的期望。

（环球医学编辑：石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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