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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的肿瘤医生出了6本书 直言本职工作仍是医生

来源:    时间:2021年12月06日    点击数:    5星

人们一谈起癌症,无不为之色变,原因无外乎癌症带给患者的折磨,带给家属猛烈的心理冲击、巨大的经济负担及精神压力。除此之外,家属还承担着其他的风险,往往,这个群体最容易被忽略。

医生工作繁忙,除了治疗外,很难顾及到癌症病人的陪伴、解释、安慰……这些都需要家属们去学习,但家属很容易被网络上的一些错误信息误导,“病急乱投医”,最后沦为互相指责。

这使得王兴决心为病人家属写一本书,把解题思路提供给家属参考,怎么去思考、去选择、去和解,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后悔。王兴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他将自己十年从医经历写进了最新出版的《病人家属,请来一下》里,从如何将患癌的消息告诉病人、工薪阶层怎么应对家人患癌带来的经济压力,到什么时候该放弃治疗、临终关怀怎么做……

女婿应该是患癌家庭的CEO

王兴认为,女婿在中国病人医疗护理流程中发挥着巨大价值。在他看来,所有患者家属中,女婿最有能力解决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切困境。既能做到充分关心,又能保持理性,不会像外人一样冰冷市侩,也不会像子女一样被感情支配。

王兴曾是癌症患者的女婿。2014年,王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做住院医师期间,丈母娘诊断出中期胃癌,当时遇到了两个难题,一是对丈母娘隐瞒了真实病情,结果因为一张诊断单,丈母娘得知真实病情后,开始焦虑甚至抑郁,家属开始互相埋怨。

另一个是选择化疗方案时如何选择药物。当时有一种化疗药,国产比较便宜,进口则更贵,但国产仿制药无论是效果还是副作用上都不比进口药差。作为肿瘤科医生,王兴觉得国产药就足够了,但身为女婿,他最终选择的还是进口药。因为做出“贵”的选择,减少了无谓的埋怨和闲言碎语。

王兴意识到,当医生客观地给出效果基本完全一样、价格一高一低的两个治疗方案时,看似很好选择,但对病人家属来说却是一道“活生生的送命题”,如果没有做出适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决定,将来肯定会后悔。

他分析,患癌家庭中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缺失了决断力,感性认识容易左右病人家属的医疗决策,而越接近于女婿的角色,就越能站在相对理性的立场上思考和解决问题。

双亲患病,女儿更多关注的是还能不能治好、会不会死、会不会很痛苦这些非常感性的问题。但女婿不一样。他们更关心的是病要治多久、有什么治疗手段、治愈率怎么样、每次治疗几天、治疗周期多久这些有效的问题。

他建议,女婿应该是患癌家庭的CEO。

双重身份 更易理解癌症家属的不易

抗癌路上的病人难,家属更难。一方面要担心病人能否得到最好的治疗,另一方面还要解决疾病治疗带来的经济问题,同时也要成为病人心理上的依靠。

一位癌症病人的女儿曾向王兴写信:“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癌症,它一瞬间击垮了我所有的理智……头脑一片空白,强大的危机感让我想马上行动,但不知劲往哪儿使,该做什么。”

王兴回信:“如果你知道,癌症是一种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你就不需要花过多时间陷入到自责当中,非要给父亲的疾病寻找一个原因,而是想清楚你要怎样去面对它……你不能觉得你的老父亲没有像某音里的癌症病人一样笑得爽朗,也没有像其他抗癌明星一样去爬珠穆拉玛峰,而是经常在家发脾气,就认为他‘太不乐观了’。既然我们没有死过,就不要让癌症病人‘别怕死’。”

与这位家属有过8封信的来往之后,他发现,自责、焦虑、迷茫和非理性是这些病人家属的共同特征。他想让大家关注到癌症家属这个群体,便把这组信件放进新书,除了想回忆一下陪伴病人的这段时光,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感受到家属的那些酸甜苦辣。

女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王兴知道病人家属在医疗过程中的难处。

有问必答

王兴有个工作微信,八百多个好友都是病人家属,经常在半夜收到各种提问消息:“我的家人为什么会得癌症?”“得了癌症后病人抑郁怎么办?”“这个药忘了怎么吃。”

王兴会分三个时段集中回复,先解答那些紧急、有效的问题,再抽空向其他人解释“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话题。

问的人实在太多,他干脆把高频问题和自己的联系方式写进了书里,告诉家属该如何正确认识癌症、选择一家合适的医院和医生以及到底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而他给予病人家属的建议都来源于生活和临床观察。

王兴表示,这些问题其实都反映出他们特别无助的心情,可以理解。他说,有没有红包不会造成医疗质量上的任何差别,医生本身就需要对治疗效果负责,如果治疗本身出了问题,会损失口碑和医院对他的信任,对医生来说没一点好处。

王兴也曾收过红包,是病人治愈后自己作的字画和书籍,他觉得这就够了,“这些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珍贵的馈赠。”

一年出一本书 本职工作还是医生

从2011年起,看病、手术、科研是王兴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项——写书。过去的几年里,他以一天一万字、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写作,累计出版了6本。

对王兴来说,写书起初只是一项任务。他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当住院医师时,不仅需要负责检查、诊断、治疗、开写医嘱等工作,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帮导师写作科普书。写得多了,他想追求点“不一样的东西”,开始创作医学小说。

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后,除了每周二下午的门诊,其余工作时间他都呆在病房或咖啡厅里,用他的话说是“忙里偷闲写点字”。“我的写作时间不固定,比如出差路上、做科研的空档期,或者晚上写三四个小时,一年里只要有这么半个月、一个月,基本就够我写本书了。”

虽然累计写了上百万字,但如果让王兴在医生和作家中选择一个更青睐的角色,他还是会选择医生。“我的本职工作仍然是一名医生,写作只是基于医疗土壤上的二次创造,这也是我的独特优势。”

门诊上,王兴能一眼辨认出一个人是病人的儿子还是女婿、女儿还是儿媳妇。他更喜欢把自己称为“翻译官”,由他把医生群体的情绪、选择的出发点翻译给读者,让他们了解医生的日常,增进医患间的沟通和理解。

以往在和患者家属相处时,他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如果以后有问题可以找我。”现在他说:“我是肿瘤科大夫,祝你们以后不用找我。”

癌症家属同样需要被“治愈”

曾经有癌症家属直言:“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也需要帮助,毕竟生病的也不是我,我的亲人在和癌症搏斗,该帮助的是他,我怎么敢祈求更多的关注?但我也有痛苦,也会害怕,我不知道自己该跟谁说。”

据了解,关于该如何关心癌症家属的文献很少,而一些“癌症晚期,家属该不该告知病人”、“家属应该如何护理癌症病人”等问题被更多人探讨,他们在教家属如何更好地承担责任,如何更好地去爱护患者。

钟南山院士曾说过: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价值,医学人文精神可有效调动患者的积极性,从而使自身成为治疗的重要组成;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不是“态度好”,而是“想方设法治好病防好病”。其实,这不仅仅是针对癌症患者,家属也同样需要被“治愈”。


(环球医学编辑:余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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