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医院的漏诊行为导致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院的过失行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下案例为我们揭晓答案。

肿瘤医院漏诊肺癌

年近七旬的男性患者赵某，于2018年3月6日就诊于某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门诊，CT报告提示：左肺呈术后改变，左下肺病变，左侧胸膜局部增厚，肝脏病变。

2019年11月16日，赵某就诊于某县人民医院急诊科，CT报告提示：左肺癌术后改变。

2020年8月14日，赵某就诊于某县人民医院急诊科，CT报告提示：左肺癌术后改变，左肺下叶多发钙化灶，右肺上叶肺大泡。

2020年12月24日，赵某就诊于某肿瘤医院，门诊以“左肺下叶占位（恶性待排）”收入院，入院记录既往史记载2007年胆囊息肉切除术、2016年某医大二院左肺上叶癌切除术，2021年1月6日行CT引导下肺肿物微波消融术，1月9日出院。

赵某自2020年12月24日开始，先后三次在某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34天，后又回到某肿瘤医院进行化疗，五次住院共计27天，住院共花费医疗费102718.66元，其中个人支付54342.11元。

患者起诉县医院误诊 延误早期治疗

患者表示，于2019年11月和2020年8月两次在某县人民医院做胸部CT复查。某县人民医院两次CT报告，诊断为左肺下叶钙化灶，不用治疗。然而患者左后背阵痛，于2020年12月带着某县人民医院做的两张CT片子到某医大肿瘤医院住院检查，诊断为左肺下叶腺癌，住院做了“消融术”，充分证明某县人民医院纯属误诊，耽误早期治疗。

患者认为，由于某县人民医院误诊，耽误了最佳手术治疗时间，导致无法做手术，只能做消融、化疗、放疗和吃靶向药，造成极大的思想负担和精神损害，故要求被告给付精神抚慰金。原告曾多次找被告解决医疗纠纷问题，被告拒不赔偿，故诉至法院。

某县人民医院：认可鉴定 但患者索赔过高

某县人民医院表示，对于案件基本事实，原告所述属实，认可鉴定。

对于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项目和金额医疗费，应当由原告提供医疗花费的用药清单和票据，确定其花费的真实性。对于其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某县人民医院认为结合原告所受损害后果及医疗鉴定结论，1万元过高。

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比例，依据鉴定结论，某县人民医院请法院结合案件事实依法判决被告承担的比例，但25%过高。

被告承担原告20%损失

2022年3月16日，某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托某市医学会对赵某与某县人民医院医疗事故争议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四级医疗事故，轻微责任。

2022年6月10日，参考鉴定意见，法院酌定被告承担原告各项损失的20%为宜。据此，原告合理的损失合计17528.42元，由被告承担。

误诊，即错误的诊断。诊断的目的在于确定疾病的本质，并随之选择有针对性的治疗，使病情向好的方面转化。因此把不正确的诊断看作是错误的诊断，把不及时、不全面的诊断也同样看作是错误的诊断。

关于错误诊断的分类，除了目前已被临床普遍接受的“错误诊断”、“延误诊断”、“漏误诊断”三种之外，病因判断错误、疾病性质判断错误及对新发生疾病和并发症的漏诊误诊，虽然与前三种误诊有程度的区别，但是都能给病人带来不良的后果，所以也应当包括在误诊研究之列，否则就不利于临床医疗质量的提高。

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他：1、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2、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审判中，衡量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1、是否具备准确诊断的条件，如病人是否能清楚、完整地陈述病情，诊断所依据的其他客观性资料是否完备，特别是各种检查报告是否及时产生，病情是否稳定等。

2、考察具体的诊断、治疗过程。考察医疗机构在诊断前问诊是否全面，有无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在初步诊断后对病情变化是否密切观察，有无根据病情的发展、症状的表现和变化来修正自己的诊断；是不是存在过分自信的情况，对疑难、不典型的病状，不经会诊、讨论就盲目下结论。总体而言，就是以客观标准考察医生诊断时的心理状态，考察其有无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

3、是否医院的等级及所处的地域间发展不平衡，医疗水平和条件差参不齐。对于诊断的辅助手段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对疑难杂症的诊断难度增加，往往级别越高的医院因其整体的设施及技术力量等因素，医疗水平就越高，因而诊断能力就越强。

references：医疗纠纷：肿瘤医院漏诊肺癌，延误治疗致无法做手术构成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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