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既往的医学史科普作品中，经常提到薪火相传的科学精神和救人于危难之间的侠骨仁心。事实上，这远不是我们所传承的全部。显而易见的是，医疗界内部源远流长的还有掩饰文化。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代以来，在众多的医疗纠纷案例记载中，没有一个案例是提倡将事故告诉患者或亲属的。

那么，医疗事故难以杜绝的背后是什么？医院遭遇医患纠纷后真实的反应是什么？医患是天生的敌人还是只是彼此没拿捏好“豪猪取暖”的距离？医患如何从对立中找到统一？

医疗事故难以杜绝的背后

我们相信，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不希望发生医疗事故，即使是以医疗纠纷官司为生的律师，当他自己或家人成为患者时，也不希望遭遇这种悲剧。那么降低医疗事故的发生就应该是我们全社会的共识。但一个必须明确的无奈现实就是，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事故的发生。

有些事故在旁观者看来，似乎有些愚蠢得不可原谅，例如开错病人，把应该给A做的手术做到B身上；开错左右，应该是左腿手术，结果给右腿打了个钢板，这得是整个环节发生多少错误才能导致的悲剧呢？

里森等人在20年前提出“瑞士奶酪模型(Sw isscheesem odel)”。瑞士奶酪内部存在许多空洞。一个个环环相扣精密运行的安全系统，就好像一摞瑞士奶酪，每一片奶酪代表一道防线，而奶酪上的孔洞就是潜在的安全漏洞。大部分威胁会被某一片奶酪拦下，但如果一摞奶酪的孔碰巧连成了一条可以直穿而过的通道———病房护士、接病人的护工、麻醉医生、洗手护士、主刀、一助、二助——整个系统各个环节的人统统像着了魔似地出了问题，最终演变成一场重大事故，一个本应该接受小手术的病人被劈开了胸骨、打开了心脏（这个当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例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在这一过程中也许曾有人持有疑虑，但因害怕反抗上级而不敢强硬反对，最终表现为“从众效应”，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我们理想中的医疗应该是， 在工作中，无论医生的级别多低，发现可疑的蛛丝马迹立刻发出警报，这样极可能就会避免一些事故。但一切设想都不能脱离实际，医疗界内部森严的等级，早已使多数下级医生面对上级医生的错误不愿多言。

医生疲劳工作更是加大了医疗差错风险的几率。研究人员发现，当人清醒的时间超过17小时，他的认知和精神运动能力与血液酒精浓度为0 .05时的效果类似，超过24小时，等同于血液酒精浓度0 .1%。减少医疗差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保障医生的休息时间。但现实是出于人力成本方面的考虑以及医疗体制的原因，中国的医院不是闲得要死饿得要死，就是忙得要命、累得要命的。中国医生持续工作超过这个时限的比比皆是。大家都知道疲劳驾驶的危险，可有哪家医院真正关怀过疲劳执业的医生呢？

因此，杜绝医疗事故发生仍是无解的困局，除了希望大家小心再小心这句正确无比的废话之外，就只剩下“祝你平安”这种祈祷了。

医院遭遇医疗纠纷后的真实反应

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人不可或缺的素质，因此谎言往往都是被批判的对象。然而，在现实中谎言不可避免。在出现医疗事故之后，对于患方而言，都指望着医院一方主动地说清楚自己的全部错误、主动赔偿，然而这一愿望却始终难以成为现实。国外媒体报道的一项研究表明，20% 的医生曾向患者或家属隐瞒过医疗失误，还有34% 的医生不赞同医生承认医疗失误。

真实的情况是，一旦真的遭遇医患纠纷，如果医院一方经过内部讨论，认为医疗行为确实有过错，可能没走到司法程序这一步呢，就在协商的过程中认赔偿了。但如果医方从专业角度觉得大体无错，只是患方认为有问题，官司基本上就不可避免。

这种遮掩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某个人犯了一个医疗方面的错误，造成了医疗事故，倘若他能够开诚布公地将此事公开，那么所有的同行，都将会从这个事故中吸取教训，获得间接经验。可遮掩的结果就仿佛自己在暗夜里撞了一个包，但没有告诉其他人，结果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撞了一个包，最后开灯了，大家的脑袋上都是凸凹不平的。

医生选择对医疗事故遮掩的真正原因

选择对医疗事故遮掩的弊端显而易见，那为什么很多医生还是会选择？

对于社会来说，一个蹩脚的外科医生所造成的损害是直接而明显的，人类早期就有针对外科医生的法律规章，《汉莫拉比法典》规定，外科医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手术成功他会得到报酬，但手术失败他也要受到惩罚，如果一名奴隶死在了他的手术刀下，他必须赔偿一名奴隶，如果手术的结果是毁掉了一个奴隶的眼睛，他就要赔偿价值半个奴隶的银子，如果是一个自由民死在了他的手术刀下，这位外科医生的右手就要被砍掉……倘若砍手这种惩罚真的认真执行过，我想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外科这个专业了，谁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为人做手术呢？但毫无争议的是，对于多数医生来说，一旦遭遇医疗事故，代价未免太大了。这种巨大的代价应该是造成医疗界内部对医疗事故遮掩文化的真正原因，这几乎是一种出于生物本能的自保行为。

医患是敌人还是彼此没拿捏好“豪猪取暖”的距离？

无论医院临床和医技科室，只要确诊该自然人有疾病，那么就进入了医患关系。中国几千年来医患之间保持着唇齿相依、休戚与共良好的关系，“白衣天使、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妙手回春、华佗再世”等是患者对医生的尊重；不做良相，就为良医，医因患愈而荣，患因医高而敬。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良好的医患关系逐步发生了变化、扭曲，许多令人不理解、不愉快甚至伤害感情的事情不断发生和上升。一部分医生就目前的医患紧张关系认为：“医患关系”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在工作中为了防止医疗纠纷的出现小心提防、防贼似的处理患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一部分患者认为医生不负责任、不讲患者死活、要红包、吃回扣、像强盗一样抢病人的钱”。人们、社会在说：医患关系怎么了？倒退了？休戚与共良好的医患关系似乎被人们忘记了。

目前医患双方都抱怨，这或是患者和医生的无奈选择，也或是医疗体系弊端所导致，但也或是医患没拿捏好“豪猪取暖”的距离。

医患如何从对立中找到统一？

我们知道，医生的职业赋予了他一定的权力，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病人，他知道什么样的药物可以用来治病，什么情况下可以当作毒药使用，他还知道患者的秘密，这增强了医生对患者的控制。社会因为需要医生，从而容忍了医生的权力。但患者同时也一直从始至终在努力保护自己，免遭这一权力滥用所带来的危害。

在就医时，患者保持足够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有必要的，但过犹不及，如果表现得处处设防、极为多疑，那必然会导致医生一方启动防御式医疗模式，使自己的就医成本大大提高，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比如说，很多时候，中国的医生可能会凭着经验只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助检查，但他一旦发现自己没有被对方充分信任，甚至处于一种敌意和提防之中，他就极可能把辅助检查变成地毯式搜索。

有些医生可能更喜欢被评价为白衣天使之类。天使，那得是多高的道德水准？可惜，医生是人，有作为人的性格弱点和阴暗面，任何时候，不受约束的权力都是可怕的，医生的权力也不例外，必然应该受到制约。但应该制约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了。

一旦真的遭遇医疗事故，医患双方都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幻想法律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收获期待中的正义虽属不可能，但在现阶段确是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途径。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医疗行为过于严苛的法律，必然使整个社会的医疗成本大幅度增加，那些赔付给医疗事故受害方的真金白银，事实上你我全都有份。法律层面如何能做到既能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又不至于使医疗界畏首畏尾失去创新的勇气，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