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洋医生”和私立诊所里的中国医生，组成了“体制外”的家庭医生群体。他们的诊疗方式有别于中国大医院。下面，让我们走近这群家庭医生的代表，了解一下他们的经历。

“家庭医生模式”

家庭医生这一“洋味儿”颇浓的词汇，早已出现在中国医疗改革进程之中。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家庭医生多分布于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通过与居民建立相对稳定的自愿服务关系，提供主动、连续、综合的健康责任制管理，甚至上门服务。

与此同时，较少受到关注的“体制外”的家庭医生队伍也在逐渐壮大之中。他们大多由两个群体组成：“洋医生”和私立诊所里的中国医生。

“洋医生”谢吉伯认为，解决当下中国医患矛盾的根本方法，在于推广“家庭医生模式”。在他的诊所内，前来看病的多是“老外”。

一年前，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南下的朱岩，在脱离了公立医院这棵“大树”后，开始将病人称为“客户”，成立了一家主推“家庭医生模式”的私人诊所。

谢和朱两人提及的“家庭医生模式”，是指一套特定流程的医疗模式，其贯穿于从预约看病到诊后回访的全过程。而这一模式的展开，通常以社区为载体。

“洋医生”谢吉伯眼中的中国式医患矛盾

刚到中国时，谢吉伯与其他“洋医生”一样，走高端外资诊所路线。一年后，他觉得没意思，开始寻找更“接地气”的工作。终于，经朋友介绍，他在东城区社区医疗卫生院得到一个职位，像普通社区医生一样，到海运仓社区卫生服务站坐诊。

在中国的社区医院，谢吉伯尽量将英国家庭医生的工作经验引入。比如在东城社区开展糖尿病足部诊断研究时，他就搬出了英国学到的经验。

社区医生一做就是3年。这段时间里，谢吉伯对于中国式医患关系有了最“接地气”的体会，并且认为家庭医生是“改变目前中国医疗体制各种矛盾的最有效方法”。在他看来，家庭医生理念在中国尚新，医患矛盾的问题在于“不信任”。“中国不是缺乏三甲医院，而是缺乏病人可以信任的医生。病人没有可以信任的医生，所以才信品牌，才奔着三甲、奔着主任去（看病）。”

谢吉伯说，自己认识一名非常被信任的社区医生。很多病人去三甲医院做了检查，还会再让这位医生看。“为什么？因为病人相信他（她）。什么医生更容易信任？家庭医生。从小时候咳嗽感冒、上学了跌打损伤、到之后出来工作结婚生小孩等，都可以去找他（她）。他（她）很清楚你的健康问题，不需要多问病史，不需要再做检查，对病人和医生都方便。”

谢吉伯表示，国外也有医患纠纷，“病人告医生也挺常见”。但他发现，家庭医生是最不容易成为被告的医生群体。他举例解释：“比如病人咳嗽，他很担心。他的爸爸是肺癌、哥哥是肺结核。如果医生不知道这些信息，很可能说没事你走吧。但如果医生知道他家的背景，就会多花点时间解释，让他放心。”

朱岩也同意中国式医患矛盾的原因在于“沟通不到位”。“（每天要看）一百多个病人，给你讲清楚，后面的病人就没时间了。”他觉得，任何一个人做了公立医院的医生，看病都会以自我保护为一大前提。

那么，好的医患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谢吉伯将医患比喻成“合伙人”的关系。“家庭医生非常注重医患的平等关系。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等着人家来敲门。我们会主动去找病人。而且，医疗不是可以外包的，医生干医生的部分，病人干病人的部分，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

家庭医生模式：“包药制”价格偏高 但“回头客”多

你是否愿意花380元在家附近高质量的私立诊所看感冒？

微博名人“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在转发前同事朱岩的微博时，借机做过类似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不少网友感觉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朱岩恰恰选择了看似价格较贵的“包药制”。

“包药制”可以简单理解为：整个就诊流程统一打包、一次性收费。在香港，这是不少诊所的做法。

最终被定在380元（包括诊疗费、基本的检查及化验费以及三天常用药的药费）的价格，一度让朱岩的同事陈英也感到担忧，怕病人吓跑。不过，在诊所开业一个多月后，客户意外地多了起来。其中，不少都是“回头客”。

诊疗过程中，朱岩的诊所让医患沟通时间得到较为充分的保证。卓正会展中心诊所的前台电脑上，显示着“客户”的预约安排。每位“客户”都可以与医生有至少20分钟的一对一沟通时间。这个时段内，医生和护士们能够向他们的“客户”传达更多信息，包括服药时间、药品保存等。

诊后回访，也是许多“体制外”家庭医生的工作环节之一。在朱岩的诊所，“客户”们还可随时打电话到诊所询问情况。

家庭医生的客户定位：中产阶级青中年

据谢吉伯观察，中国的年轻人，包括一些“海归”，更容易接受家庭医生。而朱岩的诊所，则将目标人群定位于中产阶级青中年。

“（前来看病的人主要集中在）25岁到40岁的年龄段。这部分客户相对知识水平要高一些，有的在国外生活过，有的常去香港看病。但他们并不一定是最有钱的那部分人。”话音未落，一个前来就诊的小女孩拿着玩具跑到朱岩面前，急迫地想在医生面前展示一番。

朱岩更多地认为家庭医生是个“概念”。“其核心是：我找到医生非常方便，对医生非常信任。大部分问题，只要找到家庭医生都能帮我解决。即使遇到复杂的问题，他（她）也可以帮我找到专科医生。”

家庭医生模式社会价值大

根据朱岩的预测，中国医改必须走“民营医疗的方向、医生自由执业的方向”，“家庭医生的服务是有需求的”。至于最初选择深圳，理由简单明确：深圳人口一千多万，但医疗资源缺乏；离香港近，对新理念的接受度和认可度高。近一两年来，跳出公立医院、选择自由执业的中国医生逐渐增多。虽未成规模，但社会影响不小。

朱岩坦言，现在的状态虽然很辛苦，但更开心，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去服务病人。他希望，自己和同仁们的尝试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更多有想法的优秀医生“走出来”，建立更多可信赖的私立诊所，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这部分医生和私立医疗机构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人们对私立医疗机构的态度就会进一步转变。同时，私立医疗机构也可以帮助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反过来，公立医院也会受到影响，更加注重对患者的服务。如今，他愈发感觉到，将诊所经营好的动力越来越大，因为“越来越认识到家庭医生模式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多的客户需要我们”。

曾有一位父亲带着孩子来到朱岩所在的诊所看病。之前，这位父亲曾到过香港看病，对其模式和理念非常认可。在朱岩的诊所，他感慨，能在内地找到这种看病的地方“太难得了”。但他很担心朱岩们能坚持多久。在诊所的建议本上，他郑重写下一行字：“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患者的错误观点：“好得快”说明医生水平高

朱岩坦言，由于对正确医疗知识的普及不够等种种原因，许多人的就医理念和对医学的认识是有偏差的，甚至是明显错误的。

“见医生第一句话：‘怎么样我才好得最快？有没有特效药？我能不能输液？’这些病人的理念是，看病效果好得快慢，完全代表了医生的水平。治病就应该用最强的药、以最快的速度治好我的病。”朱岩体会到，如今就医的主体理念，还是下猛药、好得快。

朱岩的诊所遭遇的“医患矛盾”，也正在于此。朱岩称之为“理念层次的矛盾”。

他主张温和、合理用药。比如，对于轻度肺炎，不打点滴，只开口服药。“用药之后，客户有时第二天还会发热。他觉得你的治疗效果不好，医术有问题。我们会跟客户仔细讲解病情，以及为什么采用这种治疗方式。大部分客户能够理解，继续按方案治疗。有的可能不信任我们，又去医院看，回到了发热就要求输液打针的老路。”朱岩说。

医改前景乐观

今年3月27日，上海正式发布《关于本市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决定从今年起，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力争到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每个家庭与一名家庭医生签约。

201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至3名全科医生，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

在一线体验的3年多时间里，谢吉伯在拿中央的“红头文件”做对比，体会“国家推动全科医生在基层发生了什么”。发展社区医疗和家庭医生的“原材料”——社区医生，让他既乐观又担心。“都是年轻人，都是因各种原因从医院出来的，大部分都想把自己的专业弄好。这是很好的。”他说：“但他们动力很低。每个人都很忙，承担上面分配的任务很多，没有时间兼顾到实际社区里病人的医疗水平，也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于民营医疗机构，政策正在逐渐放开。朱岩觉得，这是必然趋势，但过程也许会很漫长。“政策或者法律，对于目前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他说：“只是会增加一些工作量——要准备各种审批材料，相关的卫生主管部门要审批你的资格。在香港，许多地方不用审批，医生申请牌照就可以看病。”

眼下，谢吉伯想把自己的诊室做成“样板间”，因为常有政府部门来此调研。对于中国医改的未来，他和朱岩一样表示乐观。

相信读完此文，我们对体制外的“家庭医生”们有了一定了解。医改进程中，在政府政策的扶持及很多医生的共同努力下，“家庭医生”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家庭医生未来的道路还很长。希望在我国家庭医生的发展越来越好，切实服务好患者，让患者安心、放心！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