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由白岩松主持的央视《新闻1+1》栏目探讨了医生自由执业的出路问题。多名备受媒体和医界关注的，从公立医院辞职走向自由执业的医生纷纷讲述了他们自己的“出走”故事。尽管受许多限制，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这还是阻拦不了他们为自由医师愿望的努力。

医生为何“出走”？

医生不在“体制里”过自己的“小日子”，而选择离开“单位”，这并非情绪使然。出走首先是体制外的吸引力。职业环境比公历医院更加宽松的，收入有可能改善和增加，工作更加自由，少了升迁的压力，可以参与医疗机构的管理，追求自己的理念和理想等。其次，是能力，立足于市场的优势，比如过硬的临床能力、自我打拼的能力等。

医生“出走”由哪些风险？

如果一个医生从一个医院里辞职了，很可能是首先职称评定没有机会了，加入各种医师协会等协会的机会少了，如果想继续培训，更是得靠自己。此外，三险、医疗保险等等也没有希望了，都要靠自己在市场上去打拼。

是先行者还是先驱者？

医生张强：作为高年资的医生，而且体力上还不错的时候，能不能为我们的医改做点事情。

张强曾经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也是我国知名的静脉曲张微创手术专家。他创新的多项血管微创手术曾经填补了亚洲血管外科领域的的空白。从医近20年，他已经站上了职业的高点，在他看来自己的选择更像是一次上岸。他希望找回被之前行政工作占用的精力，在服务患者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回归专科医生的本色。张强说，中国的医疗，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所以政府一定会鼓励多元化的办医。不管成功了，或者是失败了，我觉得这些经验其实对医改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东西。

朱岩：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呼吸到到自由的空气

朱岩24岁进入北京协和医院，7年后成为一名肾脏内科主治医生。如果按步就班沿着主治医师、主任医师、专家教授的道路前行，未来的朱岩也应有一个好的前途，然而在第九年他选择离开。现在他依旧每天坐诊，只不过是在自己开的诊所里。我既不年轻，也不优秀，还是要辞职了，经过3个月的努力，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呼吸到到自由的空气。

朱岩认为，医生还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其实好多方面其是受医院的限制。比如他的薪酬、他的奖金、他的晋升，他的学术地位都是和医院息息相关的。他的诊所模式借鉴了最容易被深圳市民接受的香港模式。但是社保基本上还是没有接入是他担心的一个问题。

周乐今：希望打造中国大陆第一个慢性心血管病管理机构。

周乐今比张强和朱岩更早的吃了螃蟹，他的辞职发生在2006年。开办国内第一家专业化慢性心血管病康复管理机构，为患者制定全套治疗与康复规划，这是他仍在坚持的理想。

2010年10月，离开了供职27年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周乐今前往昆明一家医院，去年3月因治疗理念不同，他与院方产生激烈冲突，最终被医院辞退。39岁就当上了主任医师，在国内心血管内科专业领域绝对算得上权威，由于行医理念周乐今很难找到一家可以实现他理想的医院。

周乐今说，我一直就在多方努力，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一些合伙人，大家来集资，打造中国第一个慢性心血管病管理机构。　　

廖新波：自由执业更好的体现了医生的劳动价值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廖新波认为，认为是更好的体现了医生的劳动价值，同时为病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医生实现多点执业，或者逐渐过渡到一个社会人的时候，使医生的价值或者说医生他将来的发展有一个定向的选择，我是从事研究的，研究型的，还是从事临床的，临床型的，因此他不一定是在大医院里面去发展，而在社会有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郑雪倩：医生走出来有利于推动医疗体制改革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郑雪倩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社会办医，允许自由执业，这个是国家开放的一个政策，就是要促进社会办医，来促进我们医生的职业化的一个改变、身份的一个改变，因为现在大家习惯于在事业单位公立医院，但是如果这些医生不走出来，人才不流动起来，我们水社会办医就成了一个空话，因为人们都觉得医生，他如果长期在医院里头、事业单位里头，那他的社会养老问题不能解决，他的社会医疗保险问题、还有他的职称的评定、还有国家的科研教学，如果国家政策不能够对这些医生流动出去采用一视同仁的方式的话，那么这种社会办医可能就实现不了。

关于医疗纠纷谁来负责的问题，郑雪倩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个人出来行医以后，卫生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还要对这种个人的诊所，或者是医生有一个综合的考评和质量的监管，其次，政府应该要求医生自由执业者的话，他应该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来分担他的医疗风险，从而来保证患者的权益。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