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总理怒斥了“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事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曝光各种奇葩证明的热潮。5月12日，家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的童女士走进当地社区，办理一个连她自己也不确信的“证明”：“我要为父亲办医保报销，却要我到社区开一个证明，证明我父亲是自己摔倒的。但社区的人没看到现场，怎么为我证明？”

老人医保报销需证明“摔跤是自己摔的”

童女士表示，4月初，在新中路立交桥附近一个公交车站，70余岁的父亲童爹爹正准备上车，“当时人很挤，父亲就往后退，脚下有一块石头，一不小心就摔倒了。”路人立马拨打了急救电话，童爹爹被送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左侧股骨骨折。一个月后童爹爹出院，“花了四万七千多块钱，父亲买了医保，我准备去申请医保报销。”童女士说。让她没想到的是，因为父亲是异地医保，报销时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到社区开一个证明，“证明我父亲是自己摔倒的，没有第三方责任人。”

当童女士将这个要求告诉社区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也表示很诧异：“我们并没有看到摔倒过程，如何证明他是自己摔倒的？”最后，工作人员想出一个折衷方法：要求童女士自己手写事件过程，再找到三位证人，签字证明后，社区为童女士盖了公章。

童女士将这段曲折的开证明遭遇发到微信朋友圈，她苦笑着说：“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如果真要较真的话，那么还需证明这三个证人是否是证人吧？这又去哪儿证明呢？”

反思：各种“你妈是你妈”式奇葩证明怎么来的？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不少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证明“我的摩托车是我的”、“摔跤是自己摔的”、“婶婶是我婶婶”……这类证明内容不仅让市民不知所措，也让开证明的社区伤透了脑筋，因为需要证明的内容并非社区工作人员可以核查。

比如某报报道的这两个证明，一个是证明“我结婚前是未婚”，从字面理解结婚前是未婚，这不是废话吗，还用证明？可是仔细看来龙去脉，其实，恰好是因为办事的张女士在购房之后办证之前结婚了，要求提供购房之时的未婚证明，也是为了张女士的利益。第二个关于“我老婆是我老婆”的证明，也赶巧了，两口子生活在一起一直没办结婚证，2009年才补办了结婚证，那么病重的丈夫要委托妻子卖掉在2007年买的房子，自然需要证明一下2007年的房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个时候“我老婆就是我老婆”，要不然，妻子的处置权就是不充分的。

一些奇葩证明的产生大多跟权利、责任和利益有关，证明的泛滥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现实利益关系的复杂和权利法律意识的觉醒。证明是一种法律关系，只有用法律明确的关系才有法律效力。它比以前模糊处理、常识判断、经验分析无疑更进了一步，也更趋理性科学性了。以前，父母的财产说给谁就给谁，口头表个态兄弟姐妹间通报一下就算约定俗成了，可是现在呢，哪怕立成字据写成遗嘱，还有反复和扯皮的，为此把办证机关告上法庭的事也没少发生。能不让办证的人或者单位一个个心惊肉跳、生怕无端卷入旋涡之中吗？

在一个诚信出了问题的社会里，把责任都推给办证的部门并不公平。说谎和欺瞒几乎不需要付出代价，而办错事给错钱是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的，这两者的法律责任不可同日而语。问题是，办证部门成功地通过各种证明将自己的风险降到了最低，但社会却增加了巨大的负担。除了跑断腿，有些证明甚至根本没有办法开去。证明我妈是我妈，我老婆是我老婆还不是最难的，证明我爷爷是我爷爷，我兄弟是我兄弟才是最难的。一个社会如果陷入到证明的怪圈里是非常可怕的。

很多问题不是通过证明就能解决。证明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它既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自然也不是几句狠话就能骂回去的。每一个奇葩的证明背后都能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光指责不能解决问题，得明白问题出在哪，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要证明？

解决证明的功夫在证明以外，政府部门多做一些信息互联互通的事，多一些大数据的意识，少一些部门主义本位主义；每个人多一点权利和责任的意识，多做一点用法律做约定的事，学会用合乎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责权利，跑断腿的、反复开证明的事就能少一点。